首页 -> 2007年第5期

绚丽的波斯菊

作者:夏天敏

光滑晶莹,绸缎一般闪烁着光。她在太阳下的草地里走来,天女般使人炫目。
  我们都被震慑住了,美也会震慑人的。我们呆呆地看着她走向另一条小路,谁也不曾发出一点声音,连大气也没出,全像被施了魔法的石雕似的凝固在秋天的太阳下,直到上班的汽笛响了,我们才醒过神,匆忙而又惆怅地向车间跑去。
  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女人是上海人,上海是我们这帮青工羡慕不已的地方,它对我们充满神奇感。我们都知道上海的产品是全国最好的产品,当时只有扯到结婚证才能得到一张购物券,要么是永久自行车,要么是蝴蝶牌缝纫机,反正只能买一种。想不到上海的女子是这样洋气,这样漂亮,这样丰满,这样性感。她是被分到厂卫生室的,我们这个厂是全地区最大的厂,这个厂既有先进的铣床、镗床、车床,又有一支搞运输的马车队,既有从上海、重庆、昆明请来的师傅,又有由农民、铁匠、配钥匙的匠人组成的工人队伍,你由此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厂是大跃进时期的产物了。厂大、人多、自然就有学校、有卫生室。卫生室既有西医也有中医,医术优劣自然是不好说的,但处理一般的小病和工伤还是可以的。这个被分到卫生室专门打针的人叫冯莉,关于她的身世,她的情况谁也不晓得,更不晓得她怎么会到这高寒山区的小地方当护士。只是她来卫生室上班后,卫生室突然火爆起来。卫生室平时就很热闹的,卫生室是我们聊大天,讲笑话,看热闹的好地方。那时看病不要钱,拿药不要钱。我们不想干活了,就跟班长讲一声脖子疼、嗓子痒、跑肚拉稀头疼发热的瞎话,然后就跑到卫生室,一泡就是一两个小时。班长问为啥去这么长时间,我们就说人多得要命,轮到谁也要这长时间。事实确实如此。这么多的偷工混时间的油子挤在一起,怎么会不挤呢?冯莉来了之后,中药房一下子就冷清起来,大家都不再找那个毛胡子朱医生把脉了,全去西医病室,给了药还不行,都要求打针,连最怕疼的周膘子也坚持要打针,说他这病不打针三天两天好不了,好不了就要开病假给他。
  卫生室热闹归热闹,但大家始终猜不清这个叫冯莉的来路、身份以及其他情况。
  一个偶然的机会,让我们知道了冯莉的情况。
  那天我们见到她时是在一个并不美好的环境更不美好的时段里,那时正是中午下班的时刻,冯莉被一个人堵在厂礼堂前面的一条污水沟前,正被那人恶狠狠地斥骂。他们身边围了一大圈人,后面的人踮了脚尖也看不清前面的景象。大家看到冯莉脸上自一块、紫一块的,头发凌乱、汗水不断渗出,绞着手,十分屈辱十分无奈地听那人斥骂。那是个五十多岁将近六十左右的瘦小男人,这人瘦得出奇,比厂里的有名的“蓖麻秆”还瘦,他不仅瘦,还难看得不行,小小的尖尖的脑袋,头发稀疏,还露出一圈难看的白色来,那是常年戴帽戴出来的。此时那顶黄绿色的呢帽在他手里,他上下左右的挥舞着,那厚重的呢帽时刻都有可能掮到冯莉脸上。他皮肉松弛,一脸病容,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过分激动,身体簌簌地抖动,像光秃秃的树枝上的一片黄叶,随时可能会被风吹落。我们听不清他叽哩咕嘟的在讲什么,他的话是上海话加上本地方言,十分的难懂。冯莉,我们都叫她冯医生的漂亮女人也用上海话小声小气地对应,她一脸都是胆怯、惧怕、讨好、求饶的样子。上海话没有人翻译是不容易搞清的,真正的上海话和听外国人讲话几乎一样叫人一头雾水。但我们渐渐地还是从老头那上海话加方言的话里听懂了内容。他说冯莉是他的老婆,这是个不要脸的骚货,是个资产阶级思想严重、腐化堕落的人。在115部队医院当护士时,就和人乱搞,下放到这里来的。来了这里还不认真改造,成天用她的脸蛋勾引人,破坏了工厂的工作秩序,使卫生室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,他今天就是来揭露她、教育她的。
  这个老头的话是很有杀伤力的,尽管他时喘时续、疙疙瘩瘩、用柔若游丝一般的声音讲话,但这样的话足以让人羞愧、让人无地自容的。这话就是在现在这样开放的时代,放在大街上说也是要命的。况且,他讲这话的时候,远处厂里的高音喇叭正在读一段语录,语录是锵铿有力、掷地有声的。我们看到冯莉的脸不是白而是青了,她眼睛迷蒙、混沌不清,脸色僵硬、身子发抖,她开头还用上海话阿拉阿拉地讲着,现在她完全失语了。老头的话是一双犀利而无情的手,在蓝天丽日、树影斑驳,人头攒动的环境下,一件一件地剥去了她的衣服,让她赤身裸体地站在众目睽睽的人群中。老头看见她羞惭无比、面无人色、快要崩溃的样子,心中涌出无比的快意和快感。这种快意和快感是做爱到达顶峰才会有的,老头没有这方面的体验,却通过当众羞辱达到了他的效果。
  老头转身走去,他似乎被陈年老醋浸泡过的麻耷耷的腰杆,无意中硬朗起来,哆哆嗦嗦的身子不再抖动,病态的脸上竟有了红润。多少年后,我想起这一幕,竞和太监李莲英结婚上床因没有性功能心里痛楚而骂人而掐人、咬人的情景几乎一样,我不由感到恶心、感到愤懑和怜悯。
  终于,我们渐渐地知道了冯莉的一切情况。冯莉的情况是由厂政治部的诸建生发表的。诸建生是从部队转业来的,这人是个小白脸,人清朗爽利,笔头子好,据说在部队就是吃笔杆饭的,现在厂里大的宣传材料几乎都出自他的手,很是红火的。他跟那天在广场旁边白杨树下痛斥冯莉的那个老头当过秘书,那老头也非等闲之辈,在军分区做过政治部主任的。诸建生算是他的老下级,作为老下级,监护老领导的爱人和随时报告她的行为,自然就成了他的职责,虽然这职责是他自己担当的。
  冯莉在上海大概也不是什么背景硬得很的。她是历史潮流中的一粒泡沫,随着知青下乡而下乡,下乡后遇到部队招兵,她成了万人羡慕的人,作为女兵进入部队。和大多数女兵的去向一样,她被分到部队医院当护士。这家部队的医院恰巧设在我们这个天高地远的偏僻地区,据说是从战略意义上设的。冯莉是上海人,尽管不是什么达官显宦的后代,但我们这地方和上海的差距简直不敢想象。这里四面是山,却突兀着不见一棵树,荒凉得怕人。这里的电灯是有权的一些机关单位才有的,小城的夜里,落寞、空寂的青石板路上,常见几家豁了门的屋里泄出一抹微弱的灯光,那是煤油灯的光线,摇摇曳曳的,像随时都会咽气的病人。屋里传来的是打草席的悉悉的声音。纺羊毛的嘤嘤嗡嗡的声音,路边捶打碎石的声音。由此,你可以想象这地方和上海的差别。
  寂寞、孤独、惆怅的冯莉很快就嫁人了,闪电似的速度。这里的一位首长,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位老头来医院住院治病,他的夫人前些年去世了,看上了冯莉,没有什么过程,甚至连当面示爱的过程都省略了,医院领导找她说话,她满腹屈辱,万分迷茫,一千个不答应。医院领导说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,但这事就这样定了,这是纪律。我们不能让一个饱受战争伤害一身是伤的老同志没有温暖。
  婚后,冯莉才知道老头性无能,那时尽管老头也才五十岁左右。可他的身躯都被战争和疾病毁了。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,当然还有许多比哮喘更严重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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